十九歲的艾妲答應前往熟識男性的家裡晚餐。事情發生得很快,她並沒有抵抗。她的身軀已死去,靈魂早已分崩離析a:“你是一个很好奇的人”b:“为什么这么说?”a:“你看你又问了”。 艾妲的故事結合了其他人的故事,縱使不太一樣卻又非常類似,從不同的角度觀看,一樣是骯髒不堪的故事,令人不可置信卻又是日常上演的故事。 「就如同我們為了要警告城邦暴雨將至,但卻講另一種語言。我們介紹自己,卻告訴他人我們做了那些不善之事。」 貝托爾特·布萊希特 (Bertolt Brecht),詩集1913-1958,第8卷 ══導演的話══ 2013年,在我的第一部電影結束放映後,有一位與我同齡的女性到我面前,說有個故事要告訴我,事情是在九年前發生的,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做。之後我們再次見面,她向我傾訴她在十九歲的時候,被一個她認識的男人,在同一個星期內性侵了三次。我對於她感到十分同情,卻也非常驚訝,在講述的經過,我才發現所有的一切都與我的想像差距很大,我以為性侵都發生在晚上,在無人的街道上,施暴者是一個心理變態的陌生人,粗暴地又或者持有武器而施予加害者。 我將這個故事告知我周遭的人,許多我親近的朋友告訴我她們有過相同的經驗,人數多到讓我腦子一片混亂,而且她們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經歷。我明白我從來都沒有重視這件事情的核心問題,我想要了解別人究竟對我們做了多麼惡意的事情,而且某種程度上我們「放任」他去做。 我沒有被性侵的經驗,但如同大部分女孩一樣,成長的經驗都伴隨著如此的威脅,而且多次保持堅決態度,拒絕跨越那道線。當我十九歲時,我對於愛情的想像仍是非常天真,我的防線並不是這麼清楚,若是我像艾妲遇到一樣的遭遇,遇到不對的人,我無法確定我是否能像她一樣處理的這麼好。 我拍攝這部片的其中一個理由,就是確信艾妲的故事並非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,而是程度大到成為一種社會現象。當我在拍攝此紀錄片時,好萊塢製片哈維·溫斯坦事件還沒發生,我認為要讓大眾聽到像艾妲這樣被認為不夠符合被害條件,而能夠感同身受的故事是有難度的。拍攝艾妲這樣的故事有時候會有太大迴響,而且我知道紀錄片必須要成功傳遞訊息,而又不能隱藏其中的暴力,也不能扭曲她所經歷過的現實。 要如何將這樣本質上毀滅性卻又屬於私密的經驗傳遞出去,受到的影響將會是如此巨大,卻又是無法公開的秘密?因為我希望不要將真實經過拍攝出來,而流於軼事或說教,因此決定採用另一種劇情虛構的方式,就是要求不同人站在艾妲的角度,寫出那個人所詮釋的內容。故事的結構安排希望讓觀眾能夠循著艾妲的敘事,無法在一開始就判斷出來她遭遇到何事,而事件本身也令人看不透,甚至「強暴」一詞到電影後半才出現,因為越晚陳述清楚她的經驗,這個詞彙越被隱藏在描繪的現實裡。 我選擇讓艾妲僅僅是陳述故事,希望讓觀眾能夠自己去拼湊這個女子的影像,可以全是艾妲的樣貌,又或者不是她,我希望這個女子的臉是虛構的、普世大眾的,讓觀眾從頭到尾去想像她的臉孔。通常我們的同理心的產生會與此人的性格有關,而較不是他究竟經歷過或說了什麼,甚至有幾段我嘗試了不同詮釋方法。因此,我希望觀眾也能審視這套自我投射的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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